綠色影像社群：紀錄片與環境行動支持計畫
——共力小組「綠影行動小組」成果報告 ——
小組成員：吳銘崧、陳祥豪、王治德
計畫場域:2025 宜蘭國際綠色影展及其延伸青年行動
計畫期間:2025 年 4 月至 2025 年 12 月
計畫性質:紀錄片、環境議題、地方行動、青年培力、影展公共參與
一、計畫執行概述
「綠色影像社群:紀錄片與環境行動支持計畫」原先規劃以兩場讀書會與一場工作坊為主要形式
透過紀錄片工會會員共力實踐基金的支持,集結紀錄片從業人員、在地社群與環境議題關注者,討論紀錄片如何呈現環境議題、如何產生社會影響,並進一步思考紀錄片工作者如何與地方社群共同發展行動。計畫設定的方向包含「紀錄片中的環境敘事」、「紀錄片與環境永續的社會影響」,以及「在地環境紀錄片的創作策略」等主題,核心目標是促進紀錄片從業者與在地社群交流,並將影像觀看轉化為更具公共性的環境行動。
實際執行過程中,本計畫與 2025 宜蘭國際綠色影展緊密結合,並依據影展期程、在地夥伴資源與青年團培力狀況,將原本較單點式的「讀書會/工作坊」形式,調整為更具公共參與性的系列實踐。原計畫中的兩場讀書會,實際轉化為 2025 宜蘭國際綠色影展的兩場前導活動;原計畫中的一場工作坊,則與影展青年團培力中的「綠色行動工作坊」及整體青年團培力歷程結合,形成從策展討論、影像創作經驗交流、教案發展,到青年行動提案的完整路徑。
▼成果報告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TyHWLpUdOeb-NLjkhJlgBWpGKHLkREH/view?usp=drive_link
實踐經驗的補充說明
一、第一場公共討論：「影展策劃有話說」
從放映活動到公共平台：環境影展能做什麼？
第一場討論以影展策劃為主題，邀請氣候臨界影展策展人陳詩婷、綠色影展協同策展人王彥涵對談，討論環境議題影展如何不只是安排片單與場次，而是成為一種議題轉譯與公共溝通的平台。
這場討論中，我們主要談到三件事。
第一，環境影展的策展不只是挑選「跟環境有關的電影」，而是要替影片找到它在地方現場可以被理解的位置。許多環境紀錄片處理的是全球尺度的議題，例如氣候變遷、海洋污染、能源轉型、棲地破壞或資源開發，但觀眾往往是從自身生活經驗進入議題。因此，策展需要做一層轉譯：這部片和宜蘭有什麼關係？它可以對應到哪一種生活感受？如果缺少這層連結，環境紀錄片很容易停留在「知道問題很嚴重」，卻難以讓觀眾產生和自身有關的感覺。
第二，環境影展需要在「揭露問題」與「打開行動可能」之間取得平衡。環境議題經常伴隨危機感，但如果影展只讓觀眾看見破壞與無力，討論容易停在焦慮或道德譴責。我們更想測試的是，影展是否能讓觀眾看見某種可接近的行動：例如一個農友如何嘗試和鳥類共存、一群青年如何把河流經驗轉化為教案、一個社區如何從放映走向戶外體驗。
第三，影展作為公共平台，有它的優勢，也有它的限制。優勢是它能夠降低議題進入門檻，讓原本不一定會參加環境倡議活動的人，透過電影進入討論。影展也能讓創作者、地方工作者、環境團體、學校師生與一般觀眾短暫聚集在同一個現場。限制則是，影展往往是短期活動，觀眾參與也容易是一次性的。若沒有後續機制，討論很可能在活動結束後就散掉。
這場討論對我們的提醒是：影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讓紀錄片進入社會的一種方法。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作品完成後不一定只能等待放映邀約，也可以思考作品如何被討論、如何和地方經驗相遇、如何在不同場域中被重新使用。
二、第二場公共討論：「影像創作有話說」
我在田裡做了一場夢：環境影像如何從地方長出來？
第二場公共討論邀請長期拍攝宜蘭農業、農地與環境議題的紀錄片工作者陳祥豪分享，主題可概括為「一位環境影像創作者如何在宜蘭形成自己的創作位置」。這場不是單純介紹作品，而是從創作者自身經驗出發，具體談到環境紀錄片如何開始、如何找到題材、如何在地方建立關係，以及如何在創作與公共議題之間來回拉扯。
陳祥豪從自己的影像養成談起：他原本對廣告影像有興趣，後來在大學期間因為接觸社會運動、土地徵收、都市原住民農場等議題，逐漸意識到自己比較能和弱勢處境、土地問題及社會現場產生共感。這個轉變很重要，因為它讓我們看到，環境影像創作不一定一開始就來自完整的環境論述，也可能是從創作者生命經驗中的「被某件事打到」開始。
他談到《未聞鳥啼》如何成為創作上的轉捩點。農地議題本身很難拍，因為如果只談農地、農舍、法規與政策，很容易變成深度報導。不是深度報導不好，而是當它要成為一部紀錄片作品時，需要找到可以承接議題的故事與人物。因此，他後來從鳥類觀察課程中找到吳俊德老師與彩鷸作為切入點，透過鳥類棲地受到農地變化影響，來承載更大的農地與棲地議題。
這個經驗對紀錄片工作者很有參考價值。很多環境議題本身都很大、很複雜，也很容易陷入資訊說明。但紀錄片不只是說明議題，而是要找到一個可以讓觀眾進入的載體。這個載體可能是一個人、一種生物、一個地方、一段關係，或一個尚未解決但有人正在努力的困難。《未聞鳥啼》裡有鳥、有農友、有棲地營造，也有「能否與鳥共存」這個具體問題。大問題未必因此被解決，但觀眾可以看見有人正在為這件事努力。
後半段討論進入他正在拍攝的《向地人生》。這個故事處理宜蘭農地買賣、農地保存與群眾募資的複雜問題。陳祥豪提到，農地議題之所以難拍，是因為它不是單純的大是大非。農地是私人財產，地主依法買賣土地並不必然是「做壞事」，但這些市場機制又確實對農業生產、地方景觀與環境造成影響。這也是環境紀錄片最難處理的地方：它常常不是善惡二分，而是法律、財產權、產業結構、地方生活與環境價值之間的拉扯。
這場討論最重要的一段，是關於「紀錄片和深度報導的差別」。陳祥豪整理自己的創作經驗，提出一個三階段的理解：第一階段，是創作者開始深入一件事，並能向別人介紹這個問題；第二階段，是找到能承載議題的載體，例如用鳥類數量減少來承載農地變化；第三階段，則是回到創作者自身的角色、位置與觀點。紀錄片和深度報導最大的差別，不只是資訊多寡，而是創作者能不能提供一個獨特的觀看角度。
在現場交流中，也有參與者提到，並非每個人都一定要成為創作者；有人創作，有人欣賞，有人宣導，也有人用支持或贊助的方式參與。這個回饋對我們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環境影像的公共性，不只在於拍片的人，也在於它能召喚出不同位置的參與者。有人用拍攝記錄，有人用放映推廣，有人用購買友善農產支持，有人透過討論把議題帶回自己的生活。這些都是影像和地方發生關係的方式。
最後，談到創作資源與補助時，陳祥豪也分享了很實際的困難。環境與土地議題的提案常常被認為太複雜、太敏感或太難處理，不容易取得製作資源。但如果沒有資源，作品就很難進入更完整的後期製作，例如剪接、混音、聲音設計、調光等。這也讓我們重新理解補助或影展支持的意義：它不是單純讓創作者「拿錢拍片」，而是讓一個困難議題有機會被更完整地製作出來，也讓影視產業中不同專業工作者能被拉進來，共同完成作品。
三、工作坊：「綠色行動工作坊」
從觀看影片，到提出一個可以被測試的小行動
第三場對應原計畫中的工作坊，實際執行時整合進 2025 綠色影展青年團培力，成為青年團從觀影、討論、教案發展走向行動提案的關鍵環節。
這場工作坊並不是要求青年在短時間內提出成熟計畫，而是希望他們練習把「我關心環境」這種抽象感受，轉化成一個可以被描述、被測試、被討論的小行動。這裡也延續了第二場公共討論得到的啟發：環境議題通常太大，如果只說「我要關心海洋」、「我要守護河流」、「我要做環境教育」，很難真正開始。因此，工作坊引導青年往下拆解：你想面對的是誰？你觀察到什麼具體問題？你可以用什麼媒介或活動形式，讓別人更容易進入這個議題？你可以先做一個多小的版本來測試？
在工作坊中，首先由影視工作者王治德導演分享自身的創作經歷和思考，也將紀錄片的方法拆解成幾個可被青年使用的能力。這些能力不一定最後都會變成一部完整影片，但它們可以被用在很多地方，可以成為青年理解地方與環境的工具。
青年團在工作坊前已經參與過影展戲院場觀影、校園場與社區場的放映，因此他們對海洋、流域、公民科學與環境教育已有初步認識。工作坊進一步讓他們把這些認識轉化為行動想像。
這場工作坊也讓我們看到影展培力的限制。影展期間時間有限，青年團成員背景不一，參與程度也不同。如果期待青年在短短幾次活動後就能提出成熟的社會行動計畫，其實不太現實。比較合理的定位，是把影展視為「啟動器」。影展可以讓青年開始接觸議題、認識方法、形成夥伴關係；但若要讓行動持續發展，需要更長期的陪伴、資源與後續場域。
四、小組實踐心得
第一，環境紀錄片的公共討論，不一定要等影片完成後才開始。這次的討論讓我們看到，創作者的創作歷程、提案困難、地方關係與議題轉譯，本身就很值得被分享。對正在思考環境議題的紀錄片工作者來說，公開討論「我怎麼開始」「我卡在哪裡」「我為什麼還想拍」，有時比單純放映完成作品更能打開交流。
第二，影展對地方創作者的支持，不只是放映機會，也是一種心理支持。對許多長期處理環境、農業或地方議題的影像工作者來說，創作過程常常孤單，也不容易取得資源。能在影展中被看見、被討論、被放在地方脈絡中理解，會讓創作者感覺自己的工作不是孤立的。
第三，影展是一個有用的平台，但不能只停在影展。影展的優勢是能聚集觀眾、創作者與議題社群；侷限是時間短、熱度容易消散。因此，我們這次試著把公共討論、青年團培力、校園教案與後續行動串在一起。這還不是成熟模式，但它讓我們看到一種可能：影展可以成為紀錄片工作者、地方社群與青年行動者之間的中介平台。
第四，並不是每個參與者都需要成為創作者。紀錄片公共性的擴散需要很多角色：有人拍攝，有人策展，有人放映，有人帶討論，有人把影片帶進校園，有人用購買、贊助或分享支持議題。共力小組的意義，也許正在於讓這些不同角色在同一個現場裡看見彼此。
這次共力實踐基金對我們的意義，不在於補助了影展，而在於支持我們測試一件事：紀錄片工作者能否把自己的專業從「完成作品」延伸到「建立公共討論」與「引發地方行動」。這次嘗試仍有不足，例如活動紀錄未能完整保存每一場討論，青年行動的後續陪伴也仍需要更長期資源。但它讓我們更確認，紀錄片的公共性不只發生在作品完成之後，而是在創作、策展、放映、討論、教案與行動之間，持續建立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