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薇
編按：
在準備動筆寫〈紀錄片的組織與分工〉這篇文章時，我回想起自己開始拍攝紀錄片時的徬徨無助，同時也帶有一種「無論如何、用各種方法試試看，天總無絕人之路」的莫名相信。掐指算算時間，從開始決定想要拍紀錄片，到現在的這五年間，竟然也經歷過紀錄短片、系列電視紀錄片、實驗紀錄片和紀錄長片等不同篇幅與類別的創作。雖不敢說深得其道，但也很幸運地「玩」了很多種可能，依然在這條河流中摸石頭潛行，並還是會感嘆一句：紀錄片真是一個擁有無限可能性的自由的藝術！
由於紀錄片的這種「不設限」特質，我最終決定刪去原標題中「指南」一詞，改以「新手導演組隊的種種可能」作為副標。這篇文章將嘗試從一個創作者的思考路徑和實際經驗出發，回
應這個問題。它是一份參考，也是一種允許多種變奏的提議。
壹・紀錄片與其他形式的不同，為何導致團隊組成會有差異
回到創作的起點，每一位創作者應該都會有一個自我提問：為什麼這次創作的表達是選擇用紀錄片的形式？
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而初衷大致可歸類為：
■ 見證和在場：與現實題材、人物的碰撞；
■ 探索和好奇：需要尋找某個問題的答案；
■ 再現和總結：對歷史或文化的新觀點；
■ 影像書寫：書寫個人、集體的情感。
原因種種，紀錄片是用影像自由地凝結時間、呈現觀點非常好的工具。由於它的取材來自現實，在實際的執行中，我習慣用「時間採集者」的感受來想像紀錄片實際拍攝的過程。紀錄片拍攝時間長、時間地點變動大、常常依附現實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創作方式，導致了它與其他影像形式在團隊組成上更加具有挑戰。
紀錄片不像劇情片那樣擁有明確的拍攝時程與劇本藍圖，而是常常在事件的發展中一邊拍、一邊改變方向。這種無法「按部就班」的特性，直接導致紀錄片與劇情片在劇組規模與組成方式上的巨大差異。相較之下，劇情片的製作方式明確清晰，可以提前安排人力、設備與資源，形成一個完整且標準的製作團隊；但紀錄片往往需要長時間等待、觀察、應變，因此很難在一開始就召集一組「標準劇組」。
在紀錄片現場，更常見的是小型靈活的工作組合，甚至是一人多職的配置。當資源有限、現場不穩定、拍攝期可能橫跨數年時，這樣的團隊樣貌既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也是一種創作的策略。
紀錄片的團隊組成，更像是一種機動應變的編制，也是一場長期的共同思考。它是有機的、靈活的，也因此更需要對拍攝現實情況進行判斷。那麼，在面對製作上的種種可能，我需要什麼樣的創作夥伴？
貳・紀錄片在創作過程不同階段的工作夥伴
我們經常說製作紀錄片是一趟孤獨的旅程，可能現場發生的情況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分擔和分享。我常常遇到的問題是：「現在，我需要怎樣靈活有效的組合？」「什麼樣的組合對取得現實的素材最有幫助？」「關於這個題材，這個人物，怎樣的工作人員特質是最契合的？」
讓我們按照創作的時間線來一起梳理和思考，分為開發期、田調期、拍攝期和後製期、宣發期五個階段。當然這些階段並不是明確劃分，也有重疊或省去的可能。
一、開發期／前製期
――故事的起點，前期開發時，源自腦海中的一個靈光或是一個必要，往往會寫下一些文字，作為對自己說明「為什麼要拍」的起點。這些文字，是初衷的紀錄，也是日後與拍攝對象、製作夥伴溝通的一份重要參考。而這個起點，可能是由不同的角色發動的：監製、製片、導演或策劃。
他們不一定同時存在，也不一定角色明確切割，尤其在小型或獨立製作裡，常常是一人身兼多職。但如果我們稍稍梳理他們各自的核心工作，也許能更清楚創作與製作的脈絡如何展開。
導演，往往是最靠近初衷的人。故事的動機、影像的語言、拍攝對象的選擇，很多時候是由導演提出，並開始進行資料搜集、前期訪談與書寫。導演負責的是「想說什麼」與「怎麼說」，是整部片的創作主體與敘事風格的形塑者。
製片，則是一切實現的起點。當導演開始進入具體的構思階段時，製片就會同步展開預算的預估、拍攝期的安排、人力資源的配置，以及未來可能的資金來源與申請時程。製片是現實框架的搭建者，從一張表、一通電話開始，慢慢把想像落地為計畫。有時候製片組還會有執行製片的加入。執行製片通常負責將整個拍攝計畫具體執行。他會實際管理拍攝現場的調度、與人員溝通協調、確認場地、設備、交通與餐食等後勤安排是否落實。
企劃有時候與導演疊合，有時候是一個獨立角色。他們可能是在創作之初提供觀點、協助整理主題脈絡的人，也可能是從平台或出資單位角度，提出某種內容需求或議題方向。企劃像是在一張未開展的地圖上，幫忙指出幾個可能的路徑或探查點。
監製則多出現在較大型或制度化的製作中。監製有時是資源的串連者，也有時是內容上的把關者。他們可能協助團隊建立執行結構、檢視節奏、引薦資源，或在重要階段提供外部觀點，協助作品在品質與方向上保持穩定。當然，在台灣的中小型製作裡，監製的角色不一定明確，但如果有一位具有經驗、能協助團隊從宏觀視角看整體策略的人，那通常就是這個位置的意義。
在紀錄片前期策劃這段藍圖期裡，這些角色的交錯與對話，是一部作品慢慢「成形」的過程。在獨立製作的紀錄片中，常常是一開始是非常少數的人、最核心的團隊，邊想邊走。不過，在電視紀錄片產業中，由於背靠相對完整的產業資源，有機會在一個相對完整的職位體系中，一群人圍著一個想法，反覆推敲。
在這個階段，作為創始團隊的你，可能會收到各式各樣不同的建議，也有可能獨自面對。記得不用被複雜的籌備規模和市場需求給嚇倒而退卻。保持那股內心的火焰和熱情，並且邀請適合的人與你一起「烤火」，一起想像作品的形成，這是一個冒險卻美好的啟程。
二、田調期
進入田調時期，紀錄片的創作也真正開始「落地」了。從一個主題出發，我們開始實際踏進現場，尋找那些真正會出現在片中、承載故事的人物與事件。這個階段不只是「找人」，還是一個開始辨證思考導演觀點、藝術形式的時間點。
導演常常是田調現場裡最敏感的那雙眼睛。不是所有有趣的人都能入鏡，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被講述。導演會在眾多可能的拍攝對象中，練習辨識什麼是「可以拍」的，以及什麼是「值得拍」的。這個選擇會深深影響整部片的敘事方向，也奠定了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基調――這部片拍攝的角度是觀察的？參與的？陪伴的？這些都是在田調裡慢慢浮現的關係模型。
製片／企劃／執行製片，可能是幫助團隊打開第一扇門，協助判斷進出、篩選、安排時程、建立關係的節奏。他們在田調階段的觸角與敏感度，可能會影響導演的拍攝節奏與素材厚度。當然，他們不一定親自下現場，但會從研究脈絡、主題切入、節目需求等層面，提出「這樣的角色夠不夠典型？符不符合節目定位？」這類的思考。對於主題導向較明確的作品（如電視紀錄片），策劃往往是那個不斷提醒「為什麼是這個人」、「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的角色。
監製，在田調期可能不一定介入細節，但當團隊遇到人物難尋、主題發散、或田調期延長等情況時，監製通常是提供方向修正或資源支援的關鍵人物。有些項目的開展也會加入研究者、顧問等學者角色提供意見方向。
田調期是一段充滿不確定、也最考驗直覺的旅程。這段期間，不只是去「找人、找題材」，更是一次和故事現場持續碰撞、建立關係的過程。而團隊之間的角色分工，也往往在現場被打碎、重組，再重新摸索出當下最合適的工作節奏。
每一部紀錄片的田調方法都不盡相同，但那些走入人群、走進故事、進入關係的時刻，往往就是一部作品真正開始長出輪廓的起點。
田調階段的判斷，常常是決定整部片走向的關鍵。我曾經製作一檔八集的系列紀錄片，其中一集記錄一所國小的「自治市長選舉」。選舉制度是：每個六年級班級先推派一位候選人，共十三位，再由全校投票選出最終的「市長」。意味著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挑選，只能靠著現實的走向，馬上從十三名候選人中決定拍攝對象。
最後，我們是在製片、導演、攝影師、收音師的共同決定和討論下，選擇了一位成績與表現並不是班上「最優秀」的孩子。正是他在自信與懷疑之間的來回掙扎，使得這個故事有了不同的觀察溫度與情感層次。他當選了副市長，也讓片子多了一層意外的戲劇性。對這個人物的判斷，是所有劇組工作人員一起討論出來的。
田調期對人物的直覺判斷，加上現場的快速分析與回饋，往往是紀錄片田調期最關鍵的創作決定。
三、拍攝期
當拍攝期開始，紀錄片的創作真正進入現場，前期的想像、判斷、田調關係與敘事架構，開始經歷實際的碰撞與調整。
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第一部公開放映的電影《工廠下班》（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就具備了紀錄片的原型。此後，紀錄片在不同時代逐漸發展出各種風格與製作方法。這些風格並非只是美學的選擇，也影響了團隊的組織與現場的實作方式。
以下簡單梳理兩種典型的拍攝模式，以便理解在不同創作策略下，團隊角色如何分化與運作。
（一）小型機動的「游擊戰式」拍攝
這種拍攝方式常出現在追求即時反應、長時間陪伴、素材不確定性高的作品中，也與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傳統有關。此類作品強調觀察而非介入，攝影機像「一隻蒼蠅」，無聲無息地存在於現場。紀錄片團隊組成盡可能精簡、機動，強調「觀察而不干預」的原則。這種風格要求攝製團隊最大限度地隱身於現場，以捕捉真實的行動與情境。
典型配置如下：
■ 導演／製片：常由同一人擔任，負責主導拍攝方向、敘事節奏與現場倫理判斷。
■ 攝影師：多使用簡易靈活的設備，拍攝需直覺敏銳，捕捉人物情緒與突發事件，常見有許多手持貼身的鏡頭。
■ 收音師：使用無線麥克風或指向麥克風，需同步感知環境聲、人物動態與現場變化，會視情況決定是否舉Boom 桿（收音桿）。
■ 一人多職：在長期深度拍攝中尤為常見，如導演兼攝影，或收音與製片合一。
因此，在這樣小型、機動式的拍攝架構下，最常見的團隊人數落在 1 至 4 人之間。這樣的規模，不僅適合快速進入拍攝現場，也方便維持與拍攝對象之間的親密感與信任關係。以下是常見的實務組合：
■ 1 人：導演身兼製片、攝影與收音，適合素材初探、私密或高敏感度題材，或在無法預期拍攝條件、經費極為有限的情況下進行。此時導演需具備完整的技術操作能力，以及高度的情境判斷與即時調整能力，負擔極大，但也保有最大的創作自由度。
■ 2 人團隊：是現場最靈活也最常見的配置，根據導演的技能與習慣，會有幾種變化―—
☉導演（可能兼顧攝影）+ 製片（兼顧收音），這樣的組合適合需要協調場地與對象，且導演能夠同步保證畫面和聲音品質的場域。
☉導演（兼顧製片與收音）+ 攝影師（或兼收音），則可讓導演聚焦於現場的關係建立與觀察，將影像交由專業攝影處理。
☉導演（兼顧攝影）+ 收音師，則適用於畫面較簡單、聲音複雜的場合，例如環境音多、語言情境豐富的拍攝現場。
■ 3 人團隊：能讓每個人各司其職，也具備一定的即時反應與分工彈性―—
☉導演 + 製片 + 攝影，其中一人兼顧收音，適合稍長期或有地域移動的拍攝行程，由製片支援後勤與協調，導演與攝影保持創作判斷力。
☉導演 + 攝影 + 收音，導演同時承擔製片工作，較常見於導演熟悉主題、拍攝地點固定、拍攝者與被攝者已有信任基礎的情況。
■ 4 人團隊：導演 + 製片 + 攝影 + 收音，為小型拍攝中最完整的基本配置。適合拍攝密度較高、聲音畫面皆有要求的場景，可以同時兼顧品質與機動性，也為未來後期使用提供更好的素材穩定度。雖然成本略高，但也最接近「小而精」的紀錄片拍攝理想型態。
這些組合並不是絕對的公式，而是在每次拍攝前都需要重新判斷與選擇的策略。選擇什麼樣的隊形，是由主題敏感度、被攝對象的接納程度、拍攝地的穩定性、技術需求與資源可用程度共同決定的。從某個角度來說，團隊的規模，也就是拍攝者如何「靠近世界」的一種方式。
（二）具一定規模的拍攝方式
當紀錄片的製作條件逐漸接近劇情片，或是面對需要長時間拍攝、跨地域移動、節奏明確、發行平台有規範需求的情況（如系列電視紀錄片、串流平台定制內容等），團隊的編制也會更為完整。當一部作品需要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特定長度、風格與節奏的內容輸出，每個環節的效率與穩定性，都變得極為關鍵。
此時，導演往往會與製片部門密切配合，針對拍攝地點、人員安排、交通節奏、甚至拍攝腳本的段落結構進行明確規劃。這樣的配置，也讓每位工作人員能專注於自己的職責，使導演能夠從「分身乏術的實作者」轉變為現場的觀察者與決策者，聚焦於敘事策略與人物互動的掌握。
以下列出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常見的團隊角色與其職責（但不限於此）：
■ 製片：整體製作協調、合約法務、資金運用、拍攝計劃時程，與平台或出品方的溝通窗口。
■ 執行製片：具體負責場勘、角色聯絡、拍攝場景安排、授權流程、現場突發處理與後勤協調。
■ 導演：設計拍攝結構、指導影像風格、確認敘事核心與倫理邊界、敘事策略擬定。現場做出拍攝與人物關係的即時判斷。
■ 編劇顧問：協助結構敘事節奏、旁白風格、整體章節規劃等，通常與系列作品或較多集節目有關。
■ 攝影指導：根據導演想法設計畫面風格，處理器材調度、鏡頭語言、美學一致性。
■ 攝影助理／ DIT（數字影像工程師 Digital imaging technician）：支援現場器材運作、畫面對焦與紀錄，負責備份與檔案管理，確保素材安全。
■ 收音師：負責對話聲、環境聲、現場情緒的聲音層次。
■ 燈光師：特別在夜景、室內布置與特殊情境再現時負責布光。
■ 空拍／穩定器操作員：支援外景空間建構與運動感營造，亦為平台級視覺需求的重要資源。
■ 場務與支援：包含駕駛、現場助理、飲食安排、拍攝物資與拍攝節奏的保障。
這樣的團隊模式，不僅強化了各自的專業，也提高拍攝效率與影像品質的穩定性，讓導演能更有餘裕地掌握人物情境與敘事節奏。同時，也提供了導演與剪接師在後期處理時，更具可用性與彈性的素材。
不過，這樣的團隊規模，也意味著更高的資金門檻與。以目前台灣的紀錄片的資金補助環境，經常面臨的是「介於專業與獨立之間」的狀況。
我觀察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導演會選擇將影像的執行交給專業的攝影師、收音師來執行，導演在現場更多的是觀察、觀看和溝通。這也保證了導演的某種專注度和對現場的感受力，即「導演 + 攝影 + 收音」的組合。這似乎是現階段在製作資金、創作自由、行業人員下找到的一種平衡。
以上這些新增的角色，都是強化現場拍攝的專業和分工，同時有機會讓導演對現場的控制加強，讓素材維持在穩定、可控的範疇，也有機會融合更多的影像風格和方法。當然以上兩種都是在紀錄片拍攝需求中不斷評估和判斷中得到的方案，並不是唯一且恆久適用的。
四、後製期
和現場的團隊組成不同，在紀錄片領域，許多導演往往選擇將後期的環節交給工作人員負責。通常後期團隊的基本組成包含有：剪接師（Editor）、調光師（Colorist）、聲音後期（Sound Designer + Mixer）、音樂監製（Music Supervisor）等等。也會視項目的預算增加，但通常不會減少這些必要的後期流程――剪接、調光、混音、配樂。
紀錄片的後期為何如此重要？
在紀錄片中，怎麼講故事，對於整部作品的觀看感受會有很大的不同。因導演在現場感受、捕捉的素材往往具有當下的判斷，也會有時間的堆疊，並不是用劇本拼裝而成的。紀錄片常在剪接室「重寫劇本」，導演會在其中密切和剪接師溝通，例如：主軸與副線的排列策略，想保留的曖昧／未定義空間（非所有事都要交代清楚），整體節奏等等。
有些導演也會先選擇自己進行初剪，再和剪接師討論進行更有效、更有力的敘事。導演會回到最開始創作的核心，以及在拍攝現場所體會和感受到的「最在乎的是什麼」、「導演想要表達的觀點是什麼」和剪接師作不斷的溝通。
如《大地蜜語》（Honeyland, 2019）導演選擇不使用旁白或採訪，那麼剪接需要從大量素材中整理出一條生態平衡被破壞的寓言式劇情線，在實際敘事編排中，安排主角獨居片段、親子互動與外來破壞者行為的節奏與對比，建立無聲的批判。
當剪輯完成「定剪」的工作後，會交給調光師、混音師、配樂師進一步給影片增添聲畫色彩。雖然不像劇情片那樣追求風格化效果，但其影響往往更深層――因為紀錄片的真實性、觀看節奏與敘事信任感，常常依賴這些技術人員在「不被察覺」的狀態下建構。
色彩的還原、聲音的乾淨、豐富程度，配樂師如何進一步強化節奏和情感，都是在這個階段可以再讓影片更錦上添花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這個階段，製片或監製、或顧問有時候也會參與進來共同討論創作。後期也是一個多方聽取意見、修改調整、溝通協調的過程。
五、推廣宣發期
紀錄片的宣發期核心在於：將創作者的初衷與影片的核心價值，轉譯為能與觀眾、平台、影展對話的公共語言。這包含如何說明這部片為什麼重要、為什麼現在要被看見，並透過預告片、海報、文案、導演口白等素材，建立影片的辨識度與情感連結，讓作品走向更遠的觀眾與世界。這個過程更需要監製、製片的推力，和市場發行的運作。
導演作為影片的第一代言人，導演需要明確傳遞「這部紀錄片為什麼重要」，也就是創作初衷與觀點的凝結。不只是一段「導演的話」而已，還包含如何用一種可被理解與傳播的語言，讓觀眾、影展策展人、媒體記者都能感受到影片的氣質與價值。導演通常也會參與預告片與海報設計的方向討論，包括為影展 Q&A、放映座談、新聞訪問準備。
製片和監製在推廣階段是協調所有工作流與資源的關鍵者。包含整理影展投遞所需的報名資料、技術規格、字幕格式、授權文件。製片也是導演與發行、宣傳、平台窗口之間的溝通橋樑，經常需要處理行政、法務、金流、合約、授權等瑣碎但關鍵的部分。
如果運算足夠，會有發行統籌的加入。這個角色熟悉各大影展的時程、偏好與規範。會協助整理投遞清單、準備報名文件、安排格式轉檔（如 DCP、 ProRes）、上傳影片與送出資料。在導演與製片忙於創作與前期宣傳時，這個角色常是推進進程、讓影片如期被看見的幕後功臣。
在影展和上院線階段，宣傳／公關人員這個角色負責設計與執行宣傳策略，包含撰寫影片簡介、新聞稿、安排媒體採訪、與公關窗口聯繫。當影片開始推廣時，社群經營、觀眾互動、貼文節奏也是他們的重要工作。此階段導演通常會與他們討論「影片的溝通語言」，以確保對外說法的一致性與感染力。
由於宣傳物料的需要，可能也會加入預告片剪接師、海報設計師、視覺設計師等等，讓觀眾在短時間內能快速對影片產生好奇和觀影興趣。
成功的宣發不僅靠好的素材和視覺，更仰賴團隊協調、策略規劃與有效溝通，讓影片在合適的渠道被目標觀眾看見，激發共鳴與討論。換言之，就是內容、策略與執行的完美結合，才能真正讓電影走得更遠、更持久。
參・拍攝團隊之間的溝通
當我們知道需要在不同階段需要哪些工作人員之後，現在我們來聊聊紀錄片團隊的溝通。
這次我們主要圍繞以「導演 + 攝影師 + 收音師」的模式來討論，以三個角色之間的互動來描繪現場狀態。與劇情片相比，紀錄片導演常需在不可控的現實與創意、想表達的主題之間來回協調，因此溝通職責更細膩，也更持續。
一、導演 vs「眼睛」攝影師
要怎麼尋找到合適自己的攝影師呢？我想每一個導演都希望能夠找到一位非常「懂得」自己的攝影師，這位攝影師既能捕捉到現實的錨點，同時又有實現導演美學的技術能力。
這意味著攝影師除了對敘事主題有一定的把握基礎上，還包含對導演創作的價值觀、美學觀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很快速的方式，就是我們可以分享喜好的電影、參考的影片，或是對導演過往的作品有一些討論，都是一個很好的瞭解彼此的方式。
在實際拍攝過程中，導演需說明希望的視角距離（介入或旁觀）、構圖習慣（穩定構圖？或是遊走？）、景深使用、色調感受，同時也會靈活地提示攝影師去理解「觀察 vs 引導」。如當我們在跟蹤拍攝一位主要人物時，他多年未見的朋友忽然出現。當這個意外發生時，導演會意識到，這個人物非常重要，也需要呈現他們彼此的人物關係。此時，導演會提示攝影師去觀察、不打擾，而攝影師需要去捕捉兩個人物開始打招呼、攀談的過程。眼前這些人物狀態，這都是自然流動的，也是無法再現的。
拍攝紀錄片過程中，導演和攝影師之間經常會有一些獨有的手語、眼神暗示，提醒彼此眼前的故事彼此共同的目標是什麼。有時候，導演雖然喊卡，但是攝影師可能有新的發現，需要更主動去捕捉，也是攝影師的能力――我們常常說，這部片有一個好的觀察力，攝影師的眼睛一定功不可沒。
二、導演 vs「耳朵」收音師
當導演開始進入拍攝現場，與攝影、收音的合作關係往往成為決定作品質地的重要關鍵。特別是與收音師的溝通，更是一種關於「現場如何被聽見」的共識建立。
如果這部片是以對話為主，收音最基本的任務，就是讓對話清楚可辨。這聽起來簡單，實際上卻考驗許多條件：人物距離麥克風的遠近、現場的空間殘響、環境聲是否干擾，甚至拍攝節奏是否允許補錄。對話的可用程度，很大程度會影響後期剪接的節奏與語言真實感。
在每個場景拍攝前，收音組通常也會主動確認接下來的故事走向與執行方式――幫哪位角色別 mic、是否同時使用 boom、收音師該站在哪個位置、什麼聲音需要獨立收錄，這些「收聽」細節都可以事先討論與安排。這樣的事前共識，也能讓現場每個決定更有效率。
除了對話之外，導演與收音師也會討論「除了說話，我們還需要什麼聲音」。例如某些現場的環境氛圍音（ambience）、角色日常中具有代表性的操作聲音（例如：開關門、紙張翻動、課堂的吵雜），這些都是能夠支持剪接節奏與敘事層次的重要素材。它們不一定在第一時間就被安排好，而是在現場依照直覺與判斷，適時補錄、備存，最終成為聲音敘事的一部分。
有些聲音也可能無法在現場完整取得，這時導演可以與收音師、未來參與混音的聲音設計師提前討論哪些聲音可後製、哪些必須當下捕捉；哪一段畫面聲音質地較弱，是否需另錄 Foley（擬聲音效） 或安排 ADR（後期補錄對白）等。
有時候還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在現場，收音師往往也會提出來自聲音的觀察，甚至比導演更早「聽見」某些敘事重點的變化。他們對環境的敏銳，也常常反過來提醒導演關注現場空間的聲音細節，如門開門關的節奏、人聲密度的變化、某個即將發生的事件的預兆。這樣的感知，也會影響導演對場景節奏與情緒線的判斷。
換句話說，導演與收音師的溝通，並不只是「我說你錄」，而是「我們一起決定要怎麼聽見這場拍攝裡那些聲響」。
肆・結語
走到這裡，如果每個環節都能順利完成，那麼由衷恭喜團隊，你們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紀錄片創作之路。而當創作者踏實地走過這些環節，就會發現，這其中並沒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但也仰賴每個人經驗的積累。
我常常敬佩紀錄片工作者自由且堅定的精神。自由是並不拘泥於某一種框架或格式，堅定創作者的表達，在時間中堅持地凝視著現實。
我們會在過程中不斷地看見他人，也看見自己，看見自己適合什麼方式、喜歡怎樣的工作流程、想要怎麼創造更好的作品，最終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條創作之路。
作者介紹
戴薇，畢業於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現就讀於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參與過紀錄片、劇情片、系列紀錄片等作品工作，並持續在作品中揉合多種媒材與方法，抵達真實與想像的邊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