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新聞】張功利打官司 進軍奧斯卡【世界新聞網】

與污染工廠抗爭、溝通、用媒體護身、以外來智慧增援,張功利,這個普通的中國農民在短短數年之內發現了一個全新的自己,並最終走進奧斯卡提名的紀錄片裡。
 2004年,張功利帶領安徽省仇崗村的村民開始了一場保衛村子不受附近一家化工廠污染的鬥爭。2007年,華裔女導演楊紫燁開始用攝像機記錄張功利和村民們的抗爭。四年之後,這部以《仇崗衛士》為名的30多分鐘的短片獲得了奧斯卡提名,仇崗也開始面對來自全世界的注目。 

紀錄片中記錄了污染給村民們帶來的艱辛生活和他們的抗爭,最終工廠撤出村莊,搬到了數公里之外的一個工業園區。但是在這場似乎是一場環保的行為藝術中,張功利和村民都變了,「變得越來越理性」。 

因為,在村民與工廠長達五年的對峙中,他們以傳統的智慧和現代的理性,引入了媒體、民間環保組織乃至政府的力量,學會了用法律、請願以及施壓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而並不廢農事。  
 
污水廢氣 連狗都怕

仇崗村,安徽省蚌埠市地圖上很小的一個點,不認真找尋,很容易錯過。若非建在村旁的化工廠污染了土地,張功利和仇崗村村民會一直年復一年地耕作,同中國最普通的農民一樣。

2004 年,占地107畝的九采羅化工廠在仇崗村落戶,其前身是紅火了30多年的國營蚌埠市農藥廠。在蚌埠這樣的老工業城市,當初的工業布局在今天看來顯然有欠妥 當,當年農藥廠就選址在村子附近,隨著村子發展越來越大,工廠的圍牆慢慢成了村民的「院牆」。村民很快見識了這個當時據稱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專業生產多 種化學產品的現代化工企業,給村子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災難。 

每到生產時間,工廠釋放的濃煙隨風飄蕩,刺鼻難聞,村民只能關緊門窗,憋在屋 裡。「在屋外面說話根本受不了。」直到2011年,張功利家的門縫釘的橡膠皮還沒有拆除,當年很多村民在門窗上釘上橡膠皮,以防刺鼻的廢氣進入室內。很多 年來,像別的農村人一樣坐在院子裡乘涼吃飯,在仇崗村是不可能的事。 

最為嚴重的是,未經任何處理,化工廠的廢水被直接排了出來,沿著溝渠 漫入田地、魚塘,然後順著村裡窄窄的鮑家溝流向淮河,一道黑色逶迤數公里。並且污水長年下滲,即便打井數百米,舀出來的依然是「半碗是水,半碗是藥」。 2005年7月,化工廠的廢水流進了仇崗小學,小學生戴著口罩上課,污水退去後,樹木相繼死亡。村民們說,家裡被污水淹沒是常見的事情,「連狗都要踮著腳 走路,防止污水進入鼻子。」 

離仇崗村小學不遠的余老太家,離化工企業很近,她家的窗戶一年四季是不敢開的。有一次下大雨,化工廠的水漫到 她家裡,不僅把她養的300多隻雞毒死了,連門前的樹也給毒死了。在她家門前幾棵碗口粗的樹光禿禿豎在那裡,好幾年不接果實。余老太拍下了一些照片,找企 業討要說法,用她的話說,「找了100趟,賠了1000元。」 

其實,幾年來村民因為污染,到化工廠不只一次尋求賠償,遭到毆打的不在少 數。「我們也是被逼得沒有辦法,生在這裡是種悲哀。」張功利也是直接受害者,他家離化工廠很近。張功利的四分自留地也經常有污水流入,青苗全部都被燒死。 去找化工廠交涉未果後,張功利把化工廠告上了法庭,當時張功利想:「法院可能是講理的地方。」在去法院之前,張功利找過村裡原來的生產隊長,想和他領頭告 化工廠,為村裡討個說法,人家勸他「不要幹了,他們有錢,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那個時候,張功利說他把很多東西壓抑在心裡,因為他也親眼見過有很多村民 被打。 思考了一段時間,張功利交代好家裡人,決定「拿命去參與,不冒風險是不可能的」。 

到了法院,張功利很快發現自己「談不過律師」,他們要求有證據、手續、化驗單等,「我總是有問題。」在法庭上,化工廠先是亮出合法的生產許可證,還有各種先進企業的名牌,接著又拿出無污染企業的各種證書,「人家還是納稅大戶,這官司沒法打,我是不合法的。」
第 一次打官司回來,張功利一夜沒睡著覺,「打不好我再打。」沒有證據,張功利就自己買了個照相機,拍了很多後來起到關鍵作用的照片。初中畢業的他,開始經常 到新華書店買各種法律、政策書籍,每晚讀上幾頁。接下來的日子,張功利邊打官司,邊學法律,「學習怎麼和律師打交道。」張功利的環保之戰從此起步。

3年50多人 死於癌症

2004年和2005年的兩次開庭,並沒能制止化工廠繼續排汙。 而大多村民覺得賠償無望,對訴訟也不感興趣。多數時間,張功利一個人在與化工廠較勁。 

不過,勢單力薄的張功利並非沒有從官司中學到東西。在法院,哪個環節有缺失,他就回來研究,繼續再打官司。而且,他也發現「我起訴再撤訴一次,花400元,他們應訴一次,又請律師,又上下打點,就得花1萬元」。 

與 此同時,仇崗村近乎窒息。村裡突發癌症的人越來越多,2004年到2006年三年時間裡,就有50多人死於癌症,而且,死者中相當部分是中年人。村裡90 多歲的老人王宗英,是村裡癌症死亡數位的記錄者。村裡每病死一人,她就在牆上畫一道槓。在她家破舊的牆壁上,有觸目驚心地畫著長長短短的54道槓。 

不 斷地學習法律,張功利慢慢知道工廠的哪些做法是違法的。比如,在中國,危險化學品不得在距離居民住宅1000米以內的地點生產,而仇崗村附近的化工廠明顯 是違法的。「你企業再大,大不了法吧?」張功利不斷地從法律上汲取信心。他可以詳實地告訴身邊的人和後來向他「取經」的人,要先搞清楚是水污染、大氣污染 還是廢渣污染,每一項國家都有嚴格標準。「只要不合乎國家排放的標準,我們就有理去維護自己的權利。」

自學法律 起訴工廠 

學習法律是張功利這幾年的最大的收穫。讀了不少法律書籍以後,張功利後來的一切行為都轉變了。「按照法律來,既能保護自己,也能達到目的。」這是張功利的總結。

2006 年,作為淮河水專案調研的一部分,安徽省NGO組織「綠滿江淮」的一隊志願者來到仇崗,他們發現了與化工廠零距離接觸的村莊,也發現了張功利。張功利覺得 大學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很激進的,敢說敢為,能夠認清是非,說些公正的話。」事後證明,他們也的確幫了張功利很大的忙。而在未來,在張功利的生活 中不斷地出現各種不同的群體和組織。 

和化工廠鬥爭了幾年,直到這群大學生出現,張功利和村民們才知道他們一直與之抗爭的這個廠生產的是什麼。「村裡在廠裡幹活的人都不知道生產的是什麼,幹哪個環節的只知道自己那個環節。」 

這些大學生在網上幫張功利找到化工廠的產品,分析了它的化學成分和可能對身體帶來的傷害。當然,他們帶給張功利的遠不只此,還有一整套的維權理念與維權方式。
他們勸解張功利和村民,不要把矛盾激化,要溫和,平心靜氣,既講法律也講政治。自此,村民的維權行動變得更加理性可控。 

「綠滿江淮」這個NGO組織越來越多的介入村民的鬥爭。村民與「綠滿江淮」一起收集污染證據,不斷接受媒體的採訪。不斷有媒體跟進,給當地政府帶來了一些壓力。 

與環保組織和媒體的結識,讓張功利聲名鵲起。在「綠滿江淮」的幫助下,張功利先後六次到北京參加了由眾多政府官員、專家和環保人士組織的環保論壇。他知道更多的環保知識、國外的案例,懂得了公民可以要求資訊公開,他可以要求環保局公開資料。 

回到仇崗村,他開始熟練利用大會的資源幫助自己更好地維權。張功利要求政府公開化工廠的相關資料。「就算是假的資料,你也得給我,但是將來我核實了,我再追究你責任。」 

環保部門答應給張功利一個說法,要讓化工廠關閉。2007年,環保部實行了「流域限批」以遏制工業污染,蚌埠市在限批的城市之列。同年6月,仇崗村的化工廠被當地市政府勒令停產整頓。 不過,村民們發現化工廠仍在偷偷生產,白天不讓排汙就等深夜村民休息了再排。 

2007年夏,村民們發起了一個全村募捐行動,「我們寧願捐錢幫助化工廠轉產。」同時張功利給市長寫了一封信,要求堅決關停這些污染企業。他動員村中的1876人集體聯名簽字,村民口口相傳,共1801人簽字,耗時僅十天。 

完成簽字的當晚,張功利家的玻璃被人用磚頭砸碎,半夜,又有人在門外打黑槍恐嚇。第二天,村民製作了橫幅:強烈要求政府剷除黑惡勢力。

仇崗衛士紀錄片 保護了他 

2007年,華裔女導演楊紫燁來到村中,開始紀錄片的拍攝。村裡人最初以為她是個電視台記者。張功利也對楊紫燁仔細進行了分析,覺得他們是國家政府部門的媒體,「下來暗訪的,因為他們拍攝要成本,一定是政府給錢的。」 

2007年11月初,化工廠第一次與張功利接觸,並承諾「和平對話」,張功利堅持要求拍攝見證談話過程。2007年底,化工廠終於停工了,賠償了村民的經濟損失,張功利和村民的環保之戰似乎畫上了句號。 

沒有想到,好景不長,2008年上半年,化工廠貼出告示,經政府同意正式恢復生產。仇崗人的努力再度受挫。 

村裡組織了很壯的勞動力到政府門口拉橫幅抗議。張功利當時是領頭人。2008年初,因和污染持續鬥爭,張功利剛被推選獲得「CCTV2007年三農熱門人物」。他覺得「他們抓我這樣的人要慎重。我不出事,是媒體對我的保護很大」。 

這期間,張功利也開始受到來自化工廠的威脅,他騎著車到街上去拉餵豬的飼料,「化工廠的老闆開車一路跟著我,恐嚇說,別把我們逼急了,狗急還要跳牆呢。」 

市環保局的局長也親自和張功利進行深入的交談,跟張功利承諾,「還你們一個好的環境,(如果)沒有(做到),我辭職回家。」2009年4月5日,市政府下發檔,包括九采羅化工廠在內的污染企業立即搬遷,遷入十幾公里外的工業園區。 

仇崗人的噩夢結束了。張功利拿起DV,記錄下了化工廠搬離仇崗村的全過程。這似乎不再是一場單純的環保運動。事後,《仇崗衛士》紀錄片的監製湯列倫(Thomas Lennon)說:「一位農民發現了一個新的自己。」

然而,《仇崗衛士》獲得2011年奧斯卡的提名,把仇崗村又一次投到風口浪尖。 

直到消息出來,張功利才知道楊紫燁是受海外資金支持的個人導演。村裡開始傳言,是否有什麼陰謀,也有人說片子出事了,導演已經躲到美國去了。但是無論如何,村民還是把紀錄片存在電腦裡,永久地保存了起來。因為他們覺得那是他們真實的奮鬥歷史。 

張 功利並不知道片子的剪輯過程,當片子要在國際上公開之前,張功利和導演發生了矛盾。張功利認為,結尾演到化工廠關閉了,土地可以種蔬菜了,樹上可以結桃子 了,就可以了。而導演則繼續跟蹤化工廠到新搬的工業區,拍攝污染轉移。「再演到工業區還是不好的環境,

搞個問號在結尾,我們的國家怎麼在國際上交代?」張 功利說他要維護國家名聲。

最終,導演向張功利做了妥協,紀錄片是個完美的結局。

【世界新聞網 2011/06/21】
紀錄片工會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由紀錄片工作者發起的自主工會,於2006年9月9日正式成立。

我們不只希望保障紀錄片工作者基本勞動權利、提升紀錄片工作專業水平,更以促進紀錄片產業發展為目標,期望國內紀錄片環境能更健全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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