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進行式【旺報】

今年威尼斯影展的「地平線」單元由大陸導演賈樟柯擔任評委會主席,也是首度有中國電影人出任此職的紀錄。他在國際影壇的聲譽如日中天,知名影評人聞天祥甚至笑稱「其片子都在海外自給自足,不需要在中國回本。」如此一位大陸導演的成功是否暗示著中國紀錄片未來將成群浮上國際檯面?



其實外界看待賈樟柯未必全然聚焦於其紀錄片背景:「他的劇情片一向有紀實風格,雖然他還是關注紀錄片,但主要路線應該還是落在劇情片上。」陽光衛視紀錄片總監暨CNEX製作總監張釗維認為,賈樟柯的成功只是案例之一,畢竟在大陸有太多的可能性,其他紀錄片導演各有不同的路線及發展方向。

從 What 到Why

1999年大陸官方電影政策鬆動,當時除了賈樟柯崛起,境內紀錄片跟國外影展的關係更形密切,每年都會有一兩部作品贏得國際大獎;此外拍攝器材與技術應用的普及,讓杜海濱、趙亮、王兵等這一批中生代導演開始投入,10年來他們的作品已相當成熟,題材深度與廣度兼具。同時也有一些新銳冒出,方向類似近年台灣紀錄片走的「私電影」路線。張釗維用一個名詞來形容這些人:準知識份子,幫助這個社會探討社會底層運作的內在邏輯。例如他就轉述了拍攝三峽工程紀錄片《淹沒》的導演李一凡所言:以前中國紀錄片大多在敘述眼前發生之事(what),但這幾年開始有人試圖開始解答「為什麼會發生(why)?」

今年是大陸紀錄片產業、體制內紀錄片開始受重視的一年,顯見題材與類型愈來愈豐富、拍攝者更多,並且資金可以說是投入幾百萬幾千萬元人民幣在投入。隨著時間發展,大陸體制內外的紀錄片也不再像以往涇渭分明。張釗維就認為,未來兩者必定會相互影響,體制內會吸納部分原本身為獨立紀錄片的導演,有些導演遊走在兩邊之間,其餘則堅持留在體制外,另一方面是題材敏感所以也不會為體制所接受。

天花板 效應

張釗維口中的「體制」不單是狹義的政治領域,還包括了商業、主流媒體等,其中有一點至少是體制外紀錄片會勝過體制內的:「大陸這幾年也在學Discovery或國家地理頻道去說歷史故事或風景名勝,但只要意識型態的管控不打開的話,紀錄片就永遠不會有飛躍式的發展。」張釗維強調除了官方的言論審查,整個中國如何認識自己、建立與世界的關係……也屬於意識型態的部分,然而現階段影像的敘述方式一直停滯在某個層次無法突破,即所謂「天花板效應」:「整個說話方式就是那樣,拍久了就把一個東西拍死掉了,這是對紀錄片產業發展最大的傷害。」

目前大陸幾個有在經營紀錄片的電視台或頻道,例如中央電視台或鳳凰衛視,都使用同一種論述模式,「所有東西都用中國高度來衡量,在這個社會很少人有心力、時間與資源去跳出這個限制。」張釗維點出台灣也有這個毛病,兩岸畢竟歷史文化共享,長久以來受限於某種華人文化的特質,絕大多數都在「自視」,想要跟西方紀錄片能夠對話還有一段距離,「大陸沒有把自己放在世界高度,台灣則是什麼都很本土,這可能是整個華人發展最大的問題。」

思想侷限 與壓抑

儘管大陸紀錄片日益受到國際目光關注,但是重點在於外界如何透過這些片子來認識、理解中國。張釗維觀察到,以往類似《大國崛起》這種關於中國的紀錄片通常是訪問西方專家,但現在製作團隊會去訪問許多中國人,他們正在學習如何從這個國家本身的局內人角度來看中國,「因為外來人會有太多看不懂的地方,這些導演事實上就提供了局內人的觀點。」

弔詭的是,大陸不若以往封閉,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比80年代更封閉,2008年因為北京奧運之故似乎開放了不少,但之後的環境氛圍反而愈嚴肅,今年更是如此;不只是國家機器管控,整體社會人民也幫著營造出閉鎖狀態。台灣亦然:「1970年代比現在更壓抑、政治強力管制、資訊流通不便,但那時迸出的文化能量不會比現在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人的心理狀態或精神層次上,台灣解嚴後反而比解嚴前更封閉。張釗維表示,現在整個中國大陸社會跟外界建立關係的心態不比80年代進步,長遠來說這是對紀錄片最大的傷害。

【旺報  2011/10/23】
紀錄片工會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由紀錄片工作者發起的自主工會,於2006年9月9日正式成立。

我們不只希望保障紀錄片工作者基本勞動權利、提升紀錄片工作專業水平,更以促進紀錄片產業發展為目標,期望國內紀錄片環境能更健全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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