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季的台北電影節，以及入秋舉辦的金馬影展，都不乏反映社會的紀錄片。紀錄片導演以影像說出動人故事，是導演真實人生的付出。文化研究學會及各民間團體15日舉辦「社會公義獎會外賽」評選論壇，邀請4位紀錄片導演分享拍片甘苦談。
第一屆社會公義獎由NGO組織、學者、影像工作者組成評審團，以「會外賽」形式，從2011年台北電影節電影獎入圍的43部影片中，評選出符合「社會公義」主旨的影片。最後決定由柯金源導演的《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以及郭笑芸導演的《與愛無關》並列第一屆社會公義獎得主。頒獎典禮結束後，主辦單位安排「我拍了一部片子：社會議題影片的生產之道」座談，邀請導演暢談拍片歷程。
耗時費力只為理想
紀錄片以真實事件和人物為主軸，往往必須進行長時間田野調查，才能使累積多時的資料轉變成動人心弦的影片。公視新聞部製作人柯金源1980年代開始，靠著做特約攝影的薪資支撐田野調查費用，後來在媒體得到正職工作，但因佔用太多個人時間，因此選擇離職，投注心力在田野調查。
2000年以後拍的片，是他20年來田野調查累積資料的成果。柯金源說，現在得到公視補助，但一年頂多通過1、2個，而他手上正在拍攝的片卻高達7、8部，免不了要自掏腰包。
迎合政府令人頭痛
不少導演選擇向政府申請補助，家暴紀錄片《最遙遠的愛》導演郭笑芸曾拿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但補助也成為桎梏，為了配合程序，迫使導演匆匆剪出不滿意的影片。
郭笑芸指出，不論是政府部門或國藝會，一個案子通常只有1年工作時間，頂多延展一年，她曾經在拍攝過程遇到狀況，為了交件，只能匆忙在2個月內剪出一部片子。
除了時間限制，部分審案的學者對於影像工作不夠熟悉，往往給出無法執行的建議，讓導演們感到頭痛，「而許多部門的宣傳短片，當我們去投案子時，得先準備簡報、激發創意。」郭笑芸表示，這種企畫過程不但疲憊，也沒有任何補助，一旦沒接到案子，成本必須自行吸收。
拍片充斥金錢考量
更令人氣憤的是，和審片委員要好的某些公司，接到案子的機率相對較高。今年台北電影節，以《小林滅村事件首部曲》獲得紀錄片百萬大獎的羅興階，痛批影像工作裡的小圈子，導致少數人壟斷資源，而拍攝紀錄片根本是消費被拍攝者，最後只成就了導演自己，對當事人一點幫助也沒有。
電影《不能沒有你》編劇、也是紀錄片導演的陳文彬表示，之前以《不》片向新聞局申請電影輔導金，輔導金只補助公司或團體，他只得成立公司。之後新聞局嫌他的影片議題太小，不足以拍成電影，要他改投公視的「人生劇場」，最後也只給了電視單元輔導金。
「新聞局評審申請輔導金的案子時，會要求說明片子的市場性，因為新聞局想兼顧市場，許多商業片可以拿到3千萬輔導金。」陳文彬說，一部片給3千萬，而公視紀錄片預算一年只有2千1百萬。
政府部門近年逐漸鼓勵影像工作者，地方政府紛紛成立「影視委員會」，提供各種機會。羅興階痛批，政府想拍片，是為了操作統治者觀點，「政府怎麼可能拿錢請我們批判它？」
羅興階強調，影片是一種武器，但這個武器並非要製造衝突，而是為了揭露真相；真相被揭露，社會才可能有公義。陳文彬與郭笑芸強調，好的影像工作者必須維持自身的理想，不該為了錢而妥協，「否則怎麼改變那個我們想改變的制度。」
【立報 201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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